大萧条之前，住房贷款到期之前每年只需要支付利息，到期时一次性支付本金。
鉴于政策治理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推动政策的法治化进程，实现地方政府竞争从政策治理到法律治理的转型，已经势在必行。其实，我国并不缺乏关于公司治理、商业银行、资本市场的立法制度供给，缺乏的是对这些法律的严格执行。
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嵌入，实际上就是用权力控制资本的过程，由于资本的本性是寻求增值，而借助于权力的庇佑极易实现资本增值的目的，所以权力与资本自然结合为一体，形成了所谓的权贵资本或权力资本。除此之外，地方政府热衷于设立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作为地方政府干预金融的依托和获取金融资源的通道，尤其是信托投资公司，其主要职责是充当政府对外融资的窗口，为地方在银行信贷计划外筹措建设资金。在这方面，欧盟的实践值得关注。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我国的司法面临地方化与行政化的体制难题，司法独立的现状不容乐观，通过司法独立引领金融分割走向金融一体化显得困难重重。物资、人员与资金的自由流动以及提供服务与开业自由，合并构成了欧盟的四大自由。
乱象丛生的背后，反映出金融资源配置中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逻辑。这是因为，政策的随机选择性将导致政府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难以为地方政府竞争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但是，农民信用合作是不是永久消亡了呢？非也。
合作金融制度（以及更加广义上的合作制度）并非完全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农民也并非完全没有合作意识和合作精神，然而这一制度在移植到中国之时，正是中国由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时期，尤其是新中国时期，乃是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尤其是重工业化战略）高歌猛进的时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合作金融制度乃至于合作制度本身的使命、功能和运作机制已经被内在地、历史地决定了，它的异化的历史命运也内在地被决定了。县域市场的发展也给农信社体系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因此在经典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拉锯战中，最终现实主义的修正主义还是获胜了，这对于中国农村而言，到底是祸是福，现在还很难说。大量的拥有资格股的农民股东在一个早上被清退，农村信用社体系只剩下投资股，这一产权结构（所有制结构）的深刻变化表明，农信社已经必然不再是农民的农信社：既不为农民所有，又可能不为农民所用。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主体、小农意识浓厚、合作精神薄弱的国家，要想真正组织和发动农民，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互助合作，其遇到的阻力和挑战是相当大的。毋庸讳言，既然合作金融制度是一种舶来品，其在中国土地上入乡随俗，发生变异和调适，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强调干预的省联社已经逐渐成为地方农村商业银行发展的束缚和制约力量。一、发轫与彷徨：1918-1949，合作金融体系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与经验教训 合作社和合作金融在中国的发轫和兴起，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的。2003年改制的最大亮点也是引发争议最大的是省联社体制的形成。制度创新层面，我认为主要是省联社的制度创新和基层法人机构层级选择的创新，这是宏观意义上的创新。
1958年农村信用合作又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毫不夸张地说，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县级法人机构对省联社的过度干预和不正当介入已经怨气冲天，一些地区甚至做出了公开的抵制。然从长久计，合作之主体为人民而非为政府，必逐渐使人民知合作之真谛而逐渐自动参加而后可。相反，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各县级农村商业银行（以及部分地区级农村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经营管理能力，能够吸引大量优秀的人才，能够进行较大规模的技术开发，拥有较强的产品创新能力，其独立决策、独立经营的能力非常强，在这些地区，省联社的过度干预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就极为有限，而带来的负面效应就非常明显。
1965年中国农业银行再次被撤销，1966年农信社再次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一会儿又倾向于集中和统一，以更多地汇集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建设，于是在很多时候就只能牺牲一点或者彻底剥夺农村信用合作体系的独立性，将其纳入整个国家正规信用体系来进行统一管理。
省联社的行政管理色彩不淡化，县级法人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一纸空文。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农信社体制的频繁变动和摇摆不定，其奥秘全在于此。
历史得失，谁与评说？ 不可否认，农村信用社产权结构的调整确实在经营机制和运作方式上给农信社带来深刻的变化。这两种合作制度在全球范围都存在。光追逐大资本而丧失了群众，农商行就会走弯路，莫谓吾言之不预也。而且，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省联社在技术开发、配置资源、统筹资金、培育人才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就越大，这一点必须给以承认和高度评价。现在的农村金融市场已经充分多元化了，各类金融机构都在这个市场中竞争，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定位，各自有各自的客户群体和产品结构，开展差异化的竞争。各地农商行已经创造了大量生动的经验，将自己的线下优势和互联网的线上优势相结合，在客户授信、风险甄别、贷后管理等方面进行创新，大大提高了经营效率，降低了经营风险和运行成本。
市场竞争结构是宏观层面的变革，即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结构，引入更多的竞争主体，降低准入门槛，促使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更加充分，从而倒逼各类农村金融机构提高经营效率，改善经营手段，提高资产质量，加大技术创新，以努力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整个五十年代，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农村合作金融迅猛发展，打击了高利贷，对中国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农村商业银行要土，要接近乡土，但是在技术上也要追求新，要以互联网技术武装自己。梁漱溟和毛泽东的那场著名的争议，其焦点也在于此。
然而不顾农民利益，甚至牺牲农民利益，就会导致农村不稳定。合作运动的启蒙与实践，影响了五四运动前后整整一代人的思想、精神与行动，并成为贯穿中国整个近现代历史进程的一个大事件，对中国近百年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在这个顶层设计下，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各县联社作为一级法人机构，它们出资建立了省联社，它们是省联社的股东和主人，然而省联社却成为县联社的上级机构，负责对县联社进行管理。知识分子和政府可以倡导，但是不能越俎代庖，知识分子之觉悟代替不了农民之根本觉悟。要实现农村商业银行的产权多元化，避免单一化的误区。农商行要建立一整套社区银行的文化，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文化、以人为本的文化、鼓励创新和积极进取的文化、崇尚合规的文化。
当年每个农民入股三五块钱，成为合作社的社员，在合作社里存款和贷款，并享受分红。农信社既是合作金融机构和集体金融组织，又是国家银行（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这种双重身份，导致农信社一直没有以独立的姿态存在于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之中，始终在两种身份之间摇摆徘徊。
欲农民自行起而组织从事改造环境，纵非不可能，亦极为困难。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农行摆脱农信社这个包袱本身得失参半。
董事会如果开成一个举手的会议，就没有任何意义。在这个历史使命面前，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是渺小的。
不运用互联网金融技术，农商行就会被广大年青一代客户所抛弃，而丧失了年青一代，则农商行就丧失了未来。2003年对于农村信用合作体制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1963年又重新建立中国农业银行，统一领导农信社。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这个时期的农村信用合作体系的管理体制经过数次反复。
国家对农村信用合作体系的看法是在不断变化的，对农村信用合作的定位始终不够明朗。要打破路径依赖，就需要既进行宏观的制度层面的创新，也需要在微观层面上进行变革。
当然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省联社的统筹管理、资金调配以及风险掌控功能还是要适度强化，地区之间不可一概而论，而要因地制宜。该方案指出，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度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加快农信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三农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
与国民政府相比，一个获得了农民，凝聚了农民，改造了农民，而另一个丧失了农民，其成败之机全在于此。然而农村信用合作体系产权关系混乱、不良贷款规模巨大、资产质量极差、管理体制不顺等痼疾，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
